所以巴塞尔协议Ⅱ引入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分别对三种风险给予了不同难度、不同阶梯式的评估方法，越能够实施难度高的复杂的系统风险管理方法，越能证明你的风险管理能力高，验收合格之后，相应的占用资本金相对较低。
不过，正如周小川行长在华盛顿参加IMF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时所言，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联结仍是难点，需要考虑溢出效应和反向溢出效应，特别是在发生系统性风险时，中央银行是否应当参与救助？如何参与？ 短期货币互换安排是必有选项之一。退欧还将导致人民币贬值预期再度上升。
最后，全面完善全球金融安全防护网。更大的不确定性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英国退欧所产生的金融溢出效应影响深远。这不仅意味着全球化停滞和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受挫，也势必导致全球股市、债市、汇市，以及货币格局在动荡中加速变化。英镑兑美元立马大贬10%，为31年来的低点。英国经济下滑及英镑贬值可能使各国央行将英镑资产转换为其他币别资产，一旦全球央行外汇存底中持有英镑资产比率低于3%，英国对外筹资成本可能上扬，在外债对GDP比高达412%的格局下，恐冲击其金融稳定。
英国去年经常账逆差高达14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2%，排名全球第二。如何加强包括跨境资本流动、货币储备等在内的流动性管理，成为系统性风险控制和危机应对关键。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南非储备银行、金融服务理事会和财政部，由财政部长负责。
南非借鉴英联邦国家经验，采用双峰监管模式。同时以实施巴塞尔III为突破口，提高监管要求，加强对银行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不断强化中央银行的地位，银行体系监管权力主要集中于央行。俄罗斯颁布并多次修订《自然人银行存款保险法》，不断提升金融消费者的市场地位和保障标准。
另一方面将不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防止监管套利。二是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启示与借鉴 立足本国国情，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框架。一是明确央行的统一监管者地位。印度储备银行一方面通过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分析和监测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适时发出风险预警信号。在央行基础上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解决俄罗斯金融监管机构职能重复的问题，提高金融监管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也表明俄罗斯金融监管体系正式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统一监管转变。
（三）加强市场行为监管，落实金融消费者保护 金融消费者是金融市场的关键主体，失去其参与金融市场便无从发展。巴西和俄罗斯采用了央行内部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模式，加强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主体——央行内部的沟通与协调。2013年3月，印度各监管机构包括印度储备银行、证监会、保险监管及发展局、养老监督及发展局签订了金融集团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对金融集团监管的协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俄罗斯金融业出现较大动荡。
这种监管机制使得巴西监管部门职能与责任明确，国家货币理事会层面的协调机制减少了监管部门之间沟通与协作、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障碍。同时在交易过程中，金融消费者也最容易因信息不透明、市场操纵、欺诈等活动而成为牺牲品，因此需要一国金融立法和监管体系做出更具针对性和倾斜性的保护安排。
更加强调金融稳定目标。（四）南非 确保金融稳定。
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管理流动性，防止信贷增长过快、资本流入过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3）更加强调金融稳定目标。该委员会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制定减缓风险的战略，在巴西央行内部协调各部门之间的职责。三是出台配套调整措施。证券业没有独立出来，对商业银行经营证券业务的监管由金融市场监督局和中央银行共同完成。本文认为，我国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借鉴其他金砖国家的经验：一是应立足本国国情，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2013年3月1日，巴西央行公布了由国家货币理事会制定的关于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细则，并于2013年10月1日起在巴西实施韩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
金融改革的半途而废成为后来韩元危机和韩国金融危机的根源。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通过大量投放政策性贷款扶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当时30家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垄断了韩国80%的国内市场。
市场竞争是淘汰低效率企业的必由之路，市场波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表现，金融改革决不能因此半途而废 1997年底，韩国金融危机爆发，此时距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不到一年。在这一制度安排下，银行和企业就产生了双重的道德风险，即银行缺少独立审查贷款制度,缺少对投资项目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阶段是从1991年到1997年，主要做法是逐步放开外国证券投资，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过，由于担心可能引起利率水平上升，增加企业债务负担，1989年下半年，韩国政府又重新恢复了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管制。20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1990年，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实行浮动+区间的汇率制度安排，规定韩元的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2.25%。
1994年，韩国经常项目逆差为35.1亿美元，1995年增加到80.1亿美元，1996年进一步增加到229.5亿美元。1988年，韩国放开了大部分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取消了对两年以上存款利率管制。
从1985年起，美元进入下行周期，韩元汇率随之走低，韩元贬值推动了出口，促进了韩国经济增长。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和银行 20世纪50年代后期，韩国政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战略。
自此，韩元汇率走向自由浮动。1961年，韩国政府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面临重要的市场化重组和金融改革机遇期。1994年，取消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国外证券投资的限制。韩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规模不断缩小，到1997年9月，韩国的外汇储备减少至304亿美元，仅能支付2.8个月进口。
随后，企业债券、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其它融资工具的利率也相继放开。1991年8月，韩国政府制订了实施利率自由化的计划，首先放开了对企业债券、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和商业票据(CP)的利率管制。
然而，面对越来越明显的市场波动，习惯于价格稳定的韩国政府对金融改革产生怀疑，重新恢复利率管制。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韩国中央银行在持续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同时，还为大型企业集团提供政策性贷款，政策性贷款占韩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重从1970年的47.5%上升到1975年的53.1%，1978年进一步上升为59.1%。
1983年12月和1984年7月，韩国政府先后发布了新的《外资引进法》和《外资引进法施行令》，扩大国外投资者的投资范围。1997年，取消国内投资者购买外国股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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